2月22日7时50分左右，固原市三营镇孙家河村农村客运招呼站前，已经站满了打算进城的村民。

    “再过几分钟车就来了，不论刮风下雨，天天准点。”村民李玉玲的喜悦挂在脸上。而几年前，别说在家门口就能坐上温暖舒适的大客车，只要稍微下点雨雪，河沟里的稀泥就能没过腿，人都出不去。

    以前，河沟里发大水的时候，上学的孩子们只能从几十米高的渡槽上爬行，裤裆常被磨烂不说，还时时危及生命。

    同一天，永宁县李俊镇西邵村54岁的回族老人丁国良带着老伴，乘上了从村里发车的客运公交去城里赶集。而此前，即使生活在被人们认为交通便利的川区，由于不会骑自行车，丁国良连李俊镇都很少去。

    ……

    如果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，这种反差，几乎适用于宁夏的每一个村庄。这一年，交通保障被纳入自治区十大民生计划，成为政府为民办的30件实事之一。

    民生计划解困“农民行殇”

    生活在“四塞之崮”的山区群众，将“交通基本靠走”的出行方式延续了一代又一代。

  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廉价的“三轮蹦蹦车”弥合了闭塞和效率之间的矛盾。然而，人们很快发现，“蹦蹦车”载人带来的，是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。

    “几年前，隔三差五总能听到‘蹦蹦车’翻车的事，我还去抬过人哩。”海原县西安镇范台村村民田玉荣说。

    “2007年秋天，村里十几个人坐‘蹦蹦车’去赶集，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，3个人当场就没了。”同心县田老庄乡解放新庄村78岁的马进林说这话时，悲伤笼罩着双眼。

    西部博士服务团博士林燕平在以西海固为主要写作对象的《山村的守望》一书中说，2005年夏季，她在宁夏南部山区策划了一项针对孤儿的捐资助学活动，发现在121个孤儿家庭当中，父母死于车祸的占到总数的31.41%，其中有12个家庭父母双方均死于交通事故。

    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始终牵挂着西海固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，他在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，要加快干线公路、旅游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，构筑快捷、安全、高效、覆盖城乡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。

    记者曾就民生计划的决策过程专访自治区主席王正伟，他说：“我从小就生活在山区，了解老百姓的困难和苦楚。我曾亲眼看见有人乘坐“蹦蹦车”，车翻了，人死了。”

    “农民行殇”让王正伟牵肠挂肚。2008年，王正伟到海原等山区县专程调研，提出发展农村客运的设想。各市县政府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、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议事协调机构。

    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被写入民生计划，为农村客运发展搭建了筋骨。几年来，农村公路每年以2000公里以上的建设速度延伸。到2012年年底，宁夏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区具备条件的村通沥青水泥路的目标。

    出路，因“运”而安

    2007年以前的南部山区，交通事故的一半都和“蹦蹦车”有关，如何堵住“蹦蹦车”一度是相关部门的主要工作。

    “过去，交警、运管、农机三个部门堵不住一辆‘蹦蹦车’。”固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马虎林说。

    管住“蹦蹦车”，在疏不在堵。

    但是由于居住分散，客源不稳定，没有客运企业愿意涉足无利可图的农村客运市场。而如果以公共财政担负这项职能，近乎天文数字的巨额投入，别说财力有限的宁夏，哪一个西部省区都望而却步。

    宁夏的基本思路是，以“政府之手”和“市场之手”的协调配合，以财政和税费政策的综合配套，找准公益和盈利的平衡点，推进城乡客运网络化建设和一体化进程。

    固原金马客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立刚，早在2000年以前就有6辆客车跑客运。但他很快发现，彷佛一夜之间，稍微热门点的线路上冒出很多“蹦蹦车”、客货车，在上面搭个棚子、车厢里放点小櫈就开始载客拉人。由于进入成本低、机动灵活，老百姓又没有相应的安全意识，一时生意火爆。李立刚的6辆客车全部被逼停。

    在当时的客运市场上，这种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具有普遍性。

    2005年冬天，吴忠市红寺堡区，从同心县新庄集乡移民到此的回族小伙马玉龙跑起了客运。家当是他揣着从信用社贷来的几千元钱，从银川买来的二手“三轮摩的”，无牌无照。“那时候，大家就认这个，便宜1块钱，出租车都抢不过我们。”马玉龙实话实说，当然，宰客、甩客这些事也都干过。

    真正让“蹦蹦车”退出宁夏客运历史舞台的，还是政府引导下的“市场之手”。

    2008年1月，自治区政府在南部山区投放了500辆便民小客车。自2007年起，对经营县乡、镇村农村客运班线的车辆免征一定年限的运管费；免收农村客车的农村客运站服务费，对国家投资建设的农村客运站免收经营承包费；免征农村客车车船使用税，实行农村客车营业税即征即补或先征后补；全额或减半免收农村班线客运车辆GPS终端安装费。中卫市还对投放的178辆农村公交便民车，在国家燃油补贴标准的基础上，市财政配套50%，同时对车辆强制保险费实行市、县两级政府补贴。2009年以来，固原市、海原县分别对新增的20辆城市公交车、30辆镇村班线公交车，每车予以财政补贴2万元。西吉县政府采取企业担保，政府给予50%贴息的方式，从银行贷款695万元更新68辆农村客车。

    各项税费减免和政府补贴，加上对农村客运主体的公司化改造，不仅降低了农村客运的运行成本，而且提高了发车频次和正点率。

    在固原市原州区，经过公交化改造的线路，15公里以内实现1元进城，30公里只需2元。乘客说：“一个苹果没吃完，车就来了。”

    早已毫无价格优势的“蹦蹦车”，被乘客用“以脚投票”的方式清出了本不属于它的客运市场。

    有关部门对所有农村客运车辆全部安装了GPS行车记录仪，并100%实行承运人责任保险制度。按照最低30万元的标准，设立客运企业安全风险保障金，建立了农村客运安全联合监管长效机制。宁夏还将安保工程列入交通保障计划，对事故“黑点”逐年逐个排查，对危桥进行改造，以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。

    生活，应“运”而新

    乡村公路通到哪里，客运班线就跟到那里。几年来，宁夏共建设四级农村客运站167个，招呼站1168个，农村通客车率达97.5%。

    过去，农村客运车辆进城的终点都设在城外，与城市公交网络之间还有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农民进城不得不大包小包拎着行李走1公里多换乘城市公交。

    青铜峡市率先整合，将农村客运终点直接延伸到汽车客运站，5条市内公交和农村班线、长途班车、出租汽车之间实现了“门对门”的无缝衔接。各市县纷纷跟进，城乡客运一体化“直通走廊”初步形成。

    这种城乡直通带来了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迁。

    在原州区彭堡镇吴磨村，农村客运司机段向红的客运车，一天当中要在吴磨和城区往返3次。该村王克金7时坐车到市区将自种的蔬菜卖掉，再赶到工地打工，晚上还可以回到家里照顾家庭。

    农村客运车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基本不会对货物收取费用。一条线路跑熟了，驾驶员就成了“快递员”，带化肥、种子、洗衣机……甚至人都不用去，让驾驶员代缴费或者代买东西，回来再算账给钱。

    “交通便捷了，按这两年的菜价，一个农村妇女随便种上两三亩大地菜，每年都可以挣2万元，再加上在家门口打工花费很少，现在我们村每个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五六万元。”吴磨村党支部书记王升说，前几年，村里出远门打工的占了40%，现在顶多也就10%。留守儿童、留守老人自然就少了，大家都把孩子送进城里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。

    农民更加珍惜手中的土地，种植结构正在向都市型农业“进化”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城乡客运一体化还为破解农村“空心化”问题提供了一定借鉴。

    农村客运的发展，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。走出大山的路，因“运”而安；留在山里的生活，应“运”而新。